《花落江南第几楼》——荆山樵客

序一

夫闻仁者不因贫富而忘本，义士不因生死而失节，是故君子怀器修身，圣人传道立言，故而正气不绝江湖，礼乐闻达九州，孔孟行于市井，春秋昭于海内，周礼誉于胡夷，四德显于伦法，汉统乃成，华夏乃兴。

然则中华诗歌，上追两周，中兴唐宋，下及民国，始于殷周，衍于汉魏，兴于唐宋，流于明清，乃我中华民化之魂，神州之绝唱，而今风更俗改，貌毁神移，当世之人，或弃之如蔽履，或望之如星月，窃以一家之言而缅怀，惟愿后人承续遗踪。

曩者，春秋繁荣，百家争学，民有其俗，士有其风，故多慷慨悲歌，民谣呓语，衍为诗经。秦汉大统，骚赋盛兴，两晋凄迷，唐宋乃兴诗歌大潮，前有李杜，后有苏辛，造世之才，旷古绝后，文风毓彩，集日月之霞光，百凤争鸣，取天地之精华。自唐宋之后，兵戈萧条，风骨锐减，明清伊始，科举固化，诗歌旁落，然其神韵虽衰，形意尚存，明有唐寅，清有纳兰。民国之后，西学入驻，虽大起而速衰，如今文貌已变，风骨亦难留矣。

以愚之所见，华夏诗歌，以形韵为辅，情境为主。形韵者，雕琢之艺也，可顺心而为，不可逆事而巧。夫境者，犹在于情，过则伪，丧则疲，艳则俗，纵则妄，矫则鄙，任则弥，唯情景具合，天然而成，方得文辞奥妙。是故不知屈原之悲者，而妄言屈原之辞，乃夏虫语冰，寒鸦言。当今之华夏诗坛，有三大病根，一为俗病，古有打油诗、藏头诗，虽粗俗浅陋，难登大雅之堂，但嚼之有味，读之有意，今日之俗，则皆俗风败笔，淫巧乖张，当绝于视听，以肃清文坛。二为迂症，自康乾以来，迂者甚多，此类文人，非妄自菲薄，即沽名钓誉，偶能评点前人高作，以显自身之才，原于当时之学，无半分裨益，长此以往，则华夏文坛犹如死水。三为傲病，民间不乏高人，混世不缺俊贤，然纵有云锦之才，持清誉于世外，遁踪迹于巷陌，任诗坛混浊而不问，有失国士之体，世间虽贵有陶潜，然不贵于人人皆是陶潜。三病不除，则文坛不清，浊流横行，诗歌文化必然山河日下。

昔闻宋太祖品览前朝群书，叹曰“五代乱世，尚有诗人，当今皇朝，荒凉至此”，吾借其一言，清为外统，犹有汉学，民国凋敝，不废诗歌，方今盛世，然风更俗易，诗歌之秀，污于戏台，靡于市井，弃于郊野，穷于百书，则百年之后，国人不知唐宋，四邦不知华夏，甚者，为外族所袭，纵后世有经可考，然神貌在彼，岂复可得乎。尝闻始皇焚书，不断百家之言，乾隆万律，不入名家之列，吾之所求，非欲人人皆为诗人，人人作诗则，是故道有所传，不绝于毁，诗有所盛，不兴于众，诚若妄求，虽有旷世之作，亦有粗俗之言，草盛苗稀，鱼龙混杂，则优良之作，犹如黄金没于泥土，卞玉囚于昆山。

某，非敢自比俊才，素怀王韩之愿，愧无范欧之才，然正道之远，非一人一世所能尽度，是故五岳之高，为其一沙则不枉，江河之广，为其一水则无憾。吾十余年间，偶借市井风情，捻词酌句，偶有所成，今悉数示之于众，诚能以一己之拙作，得引玉之佳文，则不枉平生矣。

序二

中国诗歌文化是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累积而成的一件瑰宝，它不但涵盖了中国儒道佛三大教的修身处世思想，也渗入了远至三皇五帝、近至宋元明清的漫长中华历史，更容纳了一切被汉族同化了的外族文化，还包揽了壮美秀丽的大好河山。中国曾经历过五胡的乱华、经历过契丹女真的割据、也经历过蒙古及后女真族的统治，而华夏文化却如海纳百川一般包容了那些外族文化，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中华，其高尚的品质、广大的胸襟、醇厚的文化特色远非博大精深这几个字所能形容的。自上世纪以来，许多进步的人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推广和宣扬白话文，反对古文言文，引发了举世闻名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宣扬的民主科学不仅冲击了封建思想，也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的震荡。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还是应该保持一些中国的特色，经典是历史的积累和认可，而时尚只是可能成为经典的一小部分，这样的一件瑰宝，今也已一步步走向深渊沉寂，不复当年繁华，或许曾经那种吟风赏月、流觞曲水的雅致，那种负剑辞国、青梅煮酒的豪迈都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依然能在古典诗歌中去感受先贤的那种超脱，今日鄙人单从中华诗歌文化上略述一点自己的拙见。

依鄙人之见，中华诗歌有三大美妙之处，即：境、情、韵。首先从“境”字上来说，除掉一些打油诗或藏头诗以外，任何古诗都有其意境，当然也有其情感，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首诗歌的灵魂。诗歌的意境有多种，有的是山河景色，有的是人生哲学，也有的是历史感悟，而它们也都有虚也有实。就以山河景色为例，很多人认为诗中具体的景色都是实写，我个人认为并非如此，有些物景是为了升华诗歌的意境、渲染诗歌的情感、或者缝合诗歌的韵律而加入的合理景象。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并非九种景象都是作者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既已枯藤老树，说明深秋已至，黄昏暮色，诗人此刻已经倦怠，恐怕早就没有心情去识别天空飞过的鸟是乌鸦还是麻雀，况且秋天里小桥流水也许枯竭，有些景象是为了塑造精神的感受或是配合诗韵写入一些合理的物景，将诗歌进行完美的缝合。当然，诗歌是一种感性至上的艺术，过分的分析只会让它的艺术成分贬值，看待诗歌甚至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带着半解半疑的心才是最好的欣赏，同一种格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诗歌的意境源于诗人起兴之笔，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其耳闻目见并不一定和内心感受总相符合，这就需要诗人通过不同的手法将自己的感情融进这些意境里，而后人在读这种意境时也就好比雾里看花，若隐若现，扑朔朦胧，乍一看似乎写得很平淡，乃至于什么也没写，但细细品味又仿佛就浮现眼前且意味深长。

如果说诗歌的境是雾里看花的一种美，诗歌的情则应该是云里看山的一种美。雾里看花，花时隐时现，虽然朦胧，倒也能看出个大致的轮廓。云里看山，云时来时去，观赏者则是时而能看的很清晰，时而完全看不到，时而能够大致领略到几分感慨。这是要看机遇，品位诗歌的人如果无法和作者有相同或者近似的经历和感受，则永远都无法体会到诗歌里的情意。用理性的思维分析和总结诗歌里面的情感，那只是在做一道试卷上的答题，我并不认为答案的制造者就真的完全体会和理解了诗歌所写的情。

韵律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近现代诗歌都离不开押韵成章，即便是当代的歌曲也总是要押点韵，这一方面是体现出诗歌的音律美，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魅力。但是，韵律并不是一首诗歌的灵魂，而是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或华美、或朴素、或平实，它的特点点缀了诗歌的情分和意境，至于是否用的巧、用的切，这就需要看作者的文化修养了。自古文风决定诗歌的格调，从骈体文以及魏晋诗歌的兴盛到最后没落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韵律对于美化文采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美化文章的同时也把文学变得华而不实、靡而无质，那么这种韵律上的美化反而就成了诗歌创作的束缚。初唐四杰之后，后来的诗客更倾向于重诗意而轻韵律，甚至有人为了能正确精巧的表述诗歌情感，有时会选择破韵，回归到诗歌的本质所在，这其中我个人认为李白的突破是最具影响力、也最为成功的，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中，虽说牺牲了结构与韵律上的完美，但是那种自然真实的豪迈可谓溢于言表。当今之人，总以为只要能押韵便是诗歌，以至于为了凑韵，写出一些无厘头的藏头诗、打油诗，不但意韵匮乏且风骨全无，其谬也何止千里。一切的诗歌都是先由感性的情境而来，最终还要经过理性的修饰，纯粹的情感是成不了诗歌的，就好比一座精美的石雕，先是自然的形成一副模糊的意象，然后还要艺术家打磨出清晰的轮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认为大自然的功劳成分更大，因为它是创造者，而艺术家只是发现与修饰了它的美。

中国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很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学所蕴藏的历史底蕴。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写诗歌文章无不以时事出发、以历史为依据，欲兴中国文学必须先正中国史典，可如今，五千年的华夏史在影视界乃至学术界里以讹传讹者数不胜数。自然科学如果变得扑朔迷离尚可实验验证，人文历史一旦扑朔迷离就只能一谬再谬。在中国文学里，文学可以以历史为背景，却不能传承历史，两者既紧密相连又有本质区别，文学可以超脱现实，但历史必须依据事实，文学以历史为背景，而又带入感性色彩，这就给观众与看客带来很大的误区。我曾希望当代中国能像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解缙修撰《永乐大典》那样撰写一部真正具有权威性且符合当今语言的历史大典，知识只有名正言顺，其传播才有意义，要让一切商业化、学问化和政治化的东西都让它回归本质，除去近代的一百年乱世，我们这几代人恰好避开了新旧交替的时期，是最有资格去修撰这样的一部书。

古人云：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鄙人愚钝，原不敢妄谈境界二字，水穷云起的地方也许空空如也，也许包含了万千情感，大自然的美好、宇宙的奥妙以及历史的蹉跎都是要在孤独中慢慢的感受，有人能把这种感受写得激情澎湃，也有人写得伤感无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用心的体验生活与世界。